高戈里 前不久，我有幸拜读了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编印的《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特刊》。读后，感触良多，其中之一，就是国共两党抗战英雄之比较。 据《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所刊载的荣鉴光教授《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 人物志》，“国光勋章”于中华民国26年11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第2505号》修正公布《陆海空军勋奖条例》时制定。颁授捍御外辱、保卫国家，著有特殊战功之军人。“国光勋章”为国家至高荣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仅授予2人，即特级上将蒋中正委员长和傅作义上将。“青天白日勋章”，系于民国18年5月15日由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颁行。该条例第4条规定：“青天白日章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官佐士兵，于攘御外辱，保卫国家时，立有特殊战功者，得给予之。” 然而，《陆海空军勋奖条例》关于“青天白日章不分等级”的规定，并未落实。 青天白日勋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授予170人，其中将官以上136人，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士兵为0，其他9人，占5.2%。在其他9人中，已知属于非军队系统高级官员的有6人，经查，远征军黄人伟和赵发笔为营、团职校官，真正不详的只有1人，即东北军的黄心培（见附表）。 国民党军队抗战，阵亡以士兵居多，但“不分等级”的青天白日勋章却99%都授给文武官员了，其中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又占了82.9%。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在各阶层分布的数量与阵亡者在各阶层分布的数量，呈反向金字塔状。面对这样一个战争背谬，人们不能不探究其深层的社会原因，特别是在中国根深蒂固几千年的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宣传的抗战英雄，多为普通农民、工人、士兵，以及基层干部。在儿童团员中，有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的“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在农民群众中，有河北省平山县下盘松村“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在乡村民兵中，有山东海阳县赵疃乡文山后村的“地雷大王”于化虎、河北曲阳县尖地角村的“太行勇士”李殿冰，还有河北省清苑县冉庄地道战的创造者和组织者张森林；在工人群众中，涌现了唐山开滦煤矿矿工特务大队大队长节振国；在普通士兵中，有“爆破大王”马立训，有“狼牙山五壮士”；在基层连队，有刘老庄连、马定夫连；在基层指挥员中，有港九大队短枪队神枪手刘黑仔，有电影《平原游击队》主人公李向阳的原型包森；在游击区，有津浦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白洋淀里的“雁翎队”；还有掩护群众突围马石山的王殿元十烈士、东北抗联妇女团“八女投江”、“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等等。特别是建国之初30年，这些平民抗战英雄的名声远远大于许多著名的抗战将领。 中国广大民众受封建等级观念的愚弄，受等封建级秩序的压迫，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宣传平民抗战英雄的做法，即便基于西方学者“人性论”的角度，也无可否认其解构旧中国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方面的启蒙意义。 如此“精英主义”英雄观与“民本主义”英雄观的立场分野，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近千万壮丁非正常减员等阶级压迫惨剧（详见高戈里博客的文章《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进而更深刻地体会到朱德同志1945年4月25日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条抗战路线区别的经典结论： “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
